我國朝代歷史

門閥制度

曹魏、西晉以來逐漸形成的門閥世族制度，到東晉時發(fā)展到了鼎盛階段。舉賢不出世族（勢族、士族），用法不及權貴，充分暴露了門閥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動性，東晉的士族分僑姓和吳姓。僑姓士族以瑯玡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潁川庾氏等為高門著姓。其中，王（導、敦）氏和謝（安、石、玄）氏兩家最為顯赫。王導一門三世為公，謝氏自魏。晉以來，不下九卿。吳姓士族以顧、陸、朱、張、賀等為代表。南北士族都廣占田澤，官居要職。王導僅在鐘山附近就有80余頃田地。號稱“江口之蠹”的大族刁逵有田萬頃，奴婢千人。東晉末年，謝琨“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yè)十余處，僮仆千人”。這些士族之家，爭奪人口，封山占澤，橫行鄉(xiāng)里，有雄厚的經濟實力。[26]

東晉的士族階層在政治上享有種種特權。他們可以憑借門第資歷，“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凡出身士族的子弟都可為清流官（地位高、俸祿厚，卻又清閑的職務），而寒門出身的人則只能居濁流（地位低、俸祿少，公務繁雜的職位）。東晉各級政權為門潤士族所把持，皇帝多為傀儡，“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zhí)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25]

東晉王朝的統(tǒng)治階層大部分是由過江避難的北方僑姓士族與世居江南的南方吳姓士族組成的，存在著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他們之間一直相互排擠；在東晉統(tǒng)治的一百多年中，僑姓士族占據(jù)統(tǒng)治的主導地位，而吳姓士族則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間，北方大臣王導希望改變這種狀況，他在南北士族之間奔走，極力勸說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來江南士族也曾多次因不滿東晉的統(tǒng)治而起來反抗，大大的動搖了東晉的統(tǒng)治。

自晉元帝元年（317年）至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是東晉發(fā)展比較平穩(wěn)的時期，雖然在此之間也有過一些叛亂，但都被鎮(zhèn)壓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導之弟王敦起兵反晉，遭到其兄王導與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溫也曾覬覦帝位，又被王謝兩大家族抵制下去。385年，東晉重臣謝安病死，晉孝武帝將大權交于其弟司馬道子，司馬道子與其子司馬元顯把持朝政，他們暴虐無能、大肆剝削人民，使圖謀王位的大族有機可乘。398年，以桓玄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聯(lián)軍占據(jù)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統(tǒng)治被限制在東方的八郡內，開始了其衰亡的過程。

軍事

參見：東晉北伐、東阿之戰(zhàn)、懸瓠之戰(zhàn)、晉朝兵制、北府兵、陽翟之戰(zhàn)、山桑之戰(zhàn)

東晉沿襲西晉軍事制度，但已有變化。因為皇權衰微，中軍往往有名無實，同駐京師的還有揚州都督所屬軍隊。外軍大多由世族的軍隊組成，統(tǒng)軍將領稱霸一方，其中荊州軍甚至超越中央。東晉多次北伐，確有助鞏固偏安之局，但如

如果方鎮(zhèn)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關于兵源方面，因為戰(zhàn)亂軍戶大減，兵員改以募兵補充，或直接徵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組成的北府兵，屢次擊敗強敵，在東晉后期等級如同中軍。

農業(yè)勸課農桑東晉初年，晉元帝司馬睿為穩(wěn)定統(tǒng)治，大力獎勵農耕，下詔各郡守，除宿衛(wèi)人員外，官員都要從事農業(yè)生產，并以上交糧食多少作為考核地方官的標準。還實行軍電，軍隊糧食自給。從而使淮河兩岸和長江以南開發(fā)出了大片良田。同時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提高了農業(yè)產量。到孝武帝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yè)，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

人口

由于北方戰(zhàn)亂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動。滯留北方的漢人則依靠塢堡自衛(wèi)。當時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晉惠帝時期關中發(fā)生齊萬年之亂，數(shù)萬人民由關中經過漢中，抵達蜀地，之后協(xié)助李特、李雄立國。另一股經漢水、宛至淮河，后為石勒吸收。巴蜀動亂后，人民逃至荊湘地區(qū)，因受土豪欺壓而叛亂，最后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饑民向冀豫地區(qū)乞食，后由田甄率領，稱為“乞活賊”。涼州少受戰(zhàn)亂，眾多人民前往避難。由于保留大量漢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間（307年—312年）南遷人口約有50萬，至東晉初南方人口達1050

萬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與農作物種，使南方得到大規(guī)模開發(fā)，經過近百年較安定的增長，到東晉末人口達1746萬人。[11]

都城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蕭梁時擁有140余萬人口，成為各地農產業(yè)、手工業(yè)品的集散地，城內外的貿易市場10多個，來往船只成千上萬。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陽、壽陽、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業(yè)城市。

文化

東晉在文化上有一定成就，各類詩詞歌賦都大盛于東晉。著名的文學家，有謝

、陶淵明、王羲之等人。而在繪畫、書法方面也有頗杰出的成就，如顧愷之的畫作，王羲之的書法，都有很高藝術價值。

玄學

東晉一朝，玄風相當盛。王、謝等世族子弟，雖然大多沒有哲學頭腦，不能談玄說理，闡述老莊，他們的生活情調卻是正始遺風，梁朝時期，玄學似又一度小盛。《顏氏家訓·勉學篇》稱：“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老子》《莊子》《周易》，總謂三玄。”[22]

藝術

東晉也是藝術極興盛的時代。首都建康成為文化中心，吸引許多東南亞、南亞的佛教僧侶及商人前來。338年所鑄造模仿罽賓的佛教模型，為所知最早的鎏金銅佛像。中國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書法家王羲之活躍于此時期。東晉的陶器形式較西晉時期創(chuàng)新。南京富貴山曾挖掘出此時期的墓穴，根據(jù)史料記載，此處為東晉皇室墓葬的地點。[13]

繪畫

參見：東晉、南朝陵墓磚畫

顧愷之是東晉著名畫家。他善畫人物和山水，務求傳神，史稱"畫圣"。人物畫尤重點睛傳神。他20余歲時，為建康瓦棺寺壁上畫維摩詰像，讓人參觀施錢。畫成后，“光照一寺”。前往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幾天內就得錢百萬。代表作有《女史箴圖》和《洛神賦圖》，情景交融，人物栩栩如生。[30]他所繪的《女史箴圖》，強調人物在眼神的悟對與手勢的搭配。衣飾襟帶的飄舉，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氣"環(huán)繞全身，達到中國繪畫最高評價“氣韻生動”[14]?！杜敷饒D》經唐人臨摹，為傳世珍品；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后，被英國劫去，現(xiàn)藏于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傳為顧愷之所繪的《洛神賦圖》亦有相同水準。真本失傳，現(xiàn)有摹本留世。至于山

山水畫仍處于圖案階段，尚未生動，至南朝方有起色。謝安對顧愷之的畫極為贊賞，認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時人稱顧愷之為“三絕”：畫絕、才絕、癡絕。[30]

書法

王羲之出身瑯玡王氏大族，曾任東晉右軍將軍，故世稱“王右軍”。王羲之集漢、魏以來書法之大成，兼善隸、草、真、行，有“書圣”之稱。代表作有：《蘭亭集序》《黃庭經》《樂毅論》《十七貼》等，皆有“飄若浮云，矯若驚龍”之喻。其中，《蘭亭集序》影響最大，共28行，324字，可謂“龍騰虎躍”，千姿百態(tài)，全文有20個“之”字，無一雷同，各具特色，為后世譽為絕代佳作?？上д孥E失傳，現(xiàn)有唐時馮承素的摹本，亦為傳世珍品。他的書法繼往開來，被后人尊為書法的宗師。其子王獻之，幼承家學，也是著名的書法家，人稱“小圣”，父子合稱“二王”。[30]

科技

天文

東晉天文歷法有很大發(fā)展，突出成就是虞喜的“歲差”。虞喜是晉成帝時人，他經過周密的觀察和計算，糾正了過去天文學家把太陽運行一周（周天）就等于一周歲（歲周）的錯誤結論，他發(fā)現(xiàn)太陽從今年冬至環(huán)行到來年冬至，并沒有回到原來的位置上，而是每經過50年，冬至點向西移動一度。這種“周天”與“歲周”的差，就叫“歲差”。歲差的發(fā)現(xiàn)，在天文學上有重要意義

一促進了歷法的改革。[28]化學東晉時期，隨著士族門閥制的發(fā)展，煉丹之風盛行一時。一些煉丹家在煉丹過程中分析和研究了各種化學反應，發(fā)現(xiàn)了一些化學性能，東晉葛洪的《抱樸子》總結了這些化學成就。如記載了煉制單質砷的方法和處理雄黃的多種方法；用升華法把硝石、玄明粉、松脂與雄黃合煉，制成白色結品的氧化砷（砒霜）。比歐洲制造單質砷早900年。此外，還記有通過強燒來分辨樸硝與硝石的無水反應和在“三十六水方”中的“化確石法”有水反應，這在化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29]

民族

參見：“晉歸義羌侯”金印、東晉克夜郎興古之役

西晉滅亡后，司馬氏的政權東移，偏安于東南，史稱東晉。東晉的統(tǒng)治，幾乎是與十六國相始終的。[5]

舊史中有“五胡十六國”之說。五胡，即指匈奴、鮮卑、氐、羌、羯。十六國，成漢和匈奴人劉氏所建立的漢(史稱前趙)，是十六國中最早建立的割據(jù)政權；繼而有后趙、前燕、前秦、前涼；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涼、南涼、北涼、西涼。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國之內。十六國的創(chuàng)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們統(tǒng)治下的人民，總的說來，

還是以漢人居多。[5]

外交

東亞

3世紀以后，在朝鮮半島上逐漸形成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割據(jù)政權。這些割據(jù)政權與東晉十六國保持著友好往來的密切關系。高句麗曾多次派使臣訪問建康，向東晉贈送禮品；并與中國北方的前燕、前秦、后趙、后燕、北燕等

有頻繁的使節(jié)往來。這一時期，中國與隔海相望的倭國（今日本）也來往密切。移居國的中國人日趨增多，中國的織工、裁縫師、陶工、廚師帶去中國的先進技術，中國的花蠶繅絲方法，也傳入倭國，早在西晉太康六年（285年），《論語》等儒家經典就傳到了倭國。這一時期，倭國開始采用漢字，儒家思想在倭國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很大影響。[28]

東南亞

東晉十六國時期，與天竺（印度）、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等國經濟文化交流，在原有基礎上又有擴大。林邑、扶南等國經常派使者到洛陽和建康，貢獻方物。晉成帝時，林邑曾將馴練過的大象獻給東晉，東晉朝廷也回贈了不少珍奇寶物。這時期，中國的建筑術傳入林邑，林邑的玻璃制造技術也傳入中國，使中國的玻璃制造技術又有新的提高。[28]

南亞

中國與天竺等國的僧侶往來頻繁，多是學問僧，取經、傳經、譯經，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其中，貢獻較大的是中國

名僧法顯。[28]

東晉隆安三年（399年），他與僧友慧景等十多人從后秦京城長安出發(fā)，西行取經。他們穿過了茫茫無際的沙漠，越過了終年積雪的蔥嶺，歷經艱險，經過30多個國家，才到達中天笈多王朝。在這里，法顯學會古印度語和文字，親自抄寫經書。住了3年，他攜帶經卷前往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原來同行的十多人，此時有的已死，有的留居天竺，只有法顯一人獨行。接著，又往耶婆提國（今印尼的蘇門答臘）。他前后14年才回到中國。共翻譯佛經100多萬字，并寫成《佛國記》一書，記述了古代印度和南海諸國的地理、歷史、風土人情等。法顯是古代一位偉大的旅行家和中外文化的傳播者，他對促進中國與東南

各國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貢獻。[28]

社會

參見：魏晉風度

東晉時士、庶之分更加嚴格。士族都建家譜，以防庶族假冒。這一時期“譜牒學”特別發(fā)達。家譜成為選拔官吏的根據(jù)。士、庶地位懸殊，車服異制，不同行，乃至不同桌進餐。庶族普遍受到士族的鄙視和排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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